興商史話——漫談義烏商史中的幾個具體問題

    商業(yè)是義烏經濟生活中的主旋律，“興商建市”是引導義烏經濟起飛和不斷繁榮的戰(zhàn)略方針。對義烏商史的研究，眾所矚目，意義深遠。本人在義烏工作多年，曾是某些情事的親歷者，也曾是全縣情況的綜合者和匯報人，對史情有所了解。今年，為撰寫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文章，進行了一些溫故和采訪。現以漫談隨感的方式，對商史中的幾個具體問題，表達一些粗淺的看法。
　　一、植根在物質生產基礎之上的商業(yè)文化
　　研究經濟工作，時興文化探源。義烏的商業(yè)文化，集中表現在始于敲糖換雞毛的行商隊伍，以及在此基礎上發(fā)展起來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(fā)市場。而敲糖換雞毛的行商，則出自生活所迫，生產所需。
　　多年以前，機關干部下鄉(xiāng)勞動，常常跟著農村小伙子，在剛剛插過秧的稻田里塞秧根。塞秧根的肥料，是用雞毛、鵝毛、鴨毛、頭發(fā)，拌和焦泥灰、人豬糞制成的“和毛”。塞秧根也稱塞“和毛”。原縣科委副主任黃乃斌、農業(yè)局副局長王時龍，堪稱義烏農業(yè)的技術權威。他們對我說，制作“和毛”的原料，以雞毛和頭發(fā)為主。插秧以前，先將毛發(fā)切碎，在人尿中浸泡半個月以后拌和使用。毛發(fā)富有高蛋白，是上好的有機質肥料，能改良土壤，形成團粒結構，肥效長。毛發(fā)含有氮、磷、鉀三要素，以氮為主。在缺少化肥的年代，氮素肥料彌足珍貴。老農民告訴我，毛發(fā)有纖維，將其它肥分粘聚在一起，緊貼在秧根上，不易流失。不但稻苗吸收快，轉青快，有效分蘗多，而且稻莖硬，不易倒伏，有利揚花結實。一般來講，用“和毛”塞過秧根的田塊，每畝可增產稻谷一百市斤以上。
　　這種科學制肥、集中施肥、節(jié)約用肥的方法，首先出現于義烏東鄉(xiāng)和部份北鄉(xiāng)地區(qū)。那里的土地瘠薄，產量低下，農民生活困苦。從史書的插畫中可以推理，早在南宋時代，當地農民為生活所迫，生產所需，創(chuàng)造了“和毛”塞秧根的施肥方法；而為了尋求“和毛”的主要原料，出現了敲糖換雞毛的行商隊伍。明清時代，隨著農業(yè)生產對毛發(fā)需求量的不斷擴大，形成了一個以義烏為中心的行商網絡。其足跡北至淮河兩岸，南及湘江源頭，東臨甬溫沿海，西達鄂川山區(qū)。四面八方的雞毛，紛紛云集義烏。
　　貨郎擔
　　如此廣泛而持久的行商實踐，必然會蘊育出義烏特有的商業(yè)文化。其內涵何在？據我觀察，起碼有七：
　　第一、滋生了商品交換的意識。過去，農民習慣于用自己的產品向地主交租，或出售以后換取生活用品。挑貨郎擔外出以后，他們用自制的麥芽糖，后來又用小百貨換取雞毛，從中親歷了以物易物、等價交換的實踐，懂得了產品可以轉化為商品并不斷增值的道理，而且認識到貨幣可以充當一切商品等價物的特殊功能。于是，單純的種田人轉化為亦農亦商的生意人。
　　第二、練出了刻苦耐勞的精神。出門在外，風餐露宿，跋涉在山道溪澗，穿行在雜樹叢林，走遍了偏僻山村。長期的磨練，造就了敲糖人不怕苦、不怕累的堅強性格。他們從不在困難面前輕易退卻，總是付出艱辛，排難而進，不換回整擔雞毛，決不含羞回轉家門。
　　第三、培育出誠信經商的品質。在客地拿到雞毛或廢品，一定要以糖或小百貨予以酬謝，從不挑起擔子，一走了之。如此待人，才有日后的生意。時至今日，義烏市場流行著這樣的經商格言：自己要賺錢，首先要使別人也賺錢，這才有源源不斷的回頭客。國家質檢總局給義烏市場授予全國唯一的《重合同，守信用》的金字招牌，就是因為義烏人有著這種品質的傳承。
　　第四、形成了節(jié)約儉仆的風氣。敲糖人不但換雞毛，而且收購廢銅、爛鐵、龜底、鱉殼、雞內金、破碎布和舊棕衣這些廢舊物資，經過他們的轉手投售，成為有用之物。他們以節(jié)約為榮，以浪費為恥，處處精打細算，集腋成裘。于是，義烏人做生意，不怕件頭小，不嫌利潤簿，善于簿利多銷，快進快銷。國際化的市場，與“小”字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　　第五、出現包容和諧的涵量。每一個敲糖貨郎，都有一個落腳點、棲身地。他們與東家和睦相處，如同親戚一般；而同行的敲糖人，各有各的商路，從不搶生意，很少有矛盾。在長期的實踐中，他們懂得了和氣生財的處世之道，出現了海納百川的涵量。這就不難理解，敲糖貨郎出身的企業(yè)家，如今竟能把上萬人的企業(yè)，管理得員工愛廠如家，秩序井然。
　　第六、激發(fā)出好學創(chuàng)新的能量。出門經商，接觸面廣了，大開眼界。層出不窮的新事物，勾起了敲糖人學習外地經驗，回鄉(xiāng)創(chuàng)新創(chuàng)業(yè)的欲望。福建的制糖技術，外地雙季稻栽培、蕃芋窖藏技術的推廣，青棗、山花梨品種的改良，都可能有行商回家人的功勞。而今義烏企業(yè)求知若渴，博采眾長，立志創(chuàng)新，高位突破，不正是敲糖人好學創(chuàng)新能量的繼續(xù)釋放嗎？
　　第七、強化了愛鄉(xiāng)戀家的情結。義烏人的孝道，曾經感動群烏為顏父銜土筑墳。大年春節(jié)，身在異鄉(xiāng)為異客的敲糖人，目睹別人家家團聚的情景，倍思家鄉(xiāng)父母妻兒的骨肉親情。于是，他們加快步伐，企求迅速換回整擔的雞毛和頭發(fā)，爭取早日回鄉(xiāng)與家人團聚。古代流傳下來的“金鶉鴣，銀鶉鴣，飛來飛去飛義烏”的民謠，成為行商者的座右銘，一直盛傳至今。
　　文化是什么？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基礎上，發(fā)生和發(fā)展的社會精神生活形式的總和。義烏人在敲糖換雞毛實踐中，形成和升華了的意識、精神、品格、傳統和情結，就是生意人的精神生活，也就是義烏的商業(yè)文化。這種文化的繼承和發(fā)揚，已經造就了經濟騰飛的奇跡，也將為義烏帶來更加燦爛光輝的明天。
　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，世界是物質的；物質是第一性的，精神是第二性的；存在決定意識。農民為生活所迫，需要增加物質生產——為增加物質生產，創(chuàng)造了“和毛”塞秧根的施肥方法——為收集“和毛”原料，出現了敲糖換雞毛的行商隊伍——在行商的實踐中，創(chuàng)建、形成和升華了商業(yè)文化——文化反作用于經濟建設，造就了國際化的中國小商品城。我想，這條思路，符合科學的原理，也貼近義烏的實際。至于，是什么精神力量使義烏農民看到雞毛的功能，創(chuàng)造“和毛”巧施秧根肥料的方法，它的文化淵源又是什么，那就該另作更加廣義的、更高層次的研究了。
　　二、農業(yè)集體化時期未間斷過的商業(yè)細流
　　有的人好用對比的手法解說歷史，往往把過去說得一無是處，以襯托現時的光明和成就。曾經流行過這樣的說法：過去把敲糖換雞毛當作資本主義批判，當作“尾巴”割掉；現在可好了，小商品市場開放，貨郎擔到處可挑。這些話，與事實不盡相符。
　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，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籠罩著中國大地。從糧食統購統銷開始，農民就吃盡了批判資本主義自發(fā)勢力的苦頭�；仡櫄v史，接受教訓，訴說過去被批之苦、被割之痛，完全在情理之中，無可非議。有的農民抵制不等價交換的糧食統購，把糧食投售于“黑市”或從中購糧充饑，被指責為破壞國家計劃，憂亂經濟秩序；有的農民自產自銷副產品或開展建筑、運輸活動，被打成“地下工廠”、“地下包工隊”、“非法運輸隊”；有的農民為建房者砍運木材，被誣為“投機倒把”。他們之中，有的被批斗，有的被罰款，有的被判刑勞改，導致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這種悲慘的歷史，不能再重演了。
　　但是，我在采訪中發(fā)現，單純的敲糖換雞毛活動，與上述被批斗的內容不同，并不在割“尾巴”之列。時至今日，還未找到因單純換雞毛而被斗被關的例子。我想，這與我接觸面不廣、采訪不深入有關。不過，從我曾經接觸過的、來自區(qū)鄉(xiāng)的大量匯報材料表明，在漫長的農業(yè)集體化時期，義烏農民敲糖換雞毛活動是合法存在的，基本上沒有遭受批判和取締；或者批而不倒，“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”了。
　　第三代市場
　　敲糖換雞毛的營生，辛苦吃力，收入微簿，農民自嘲為“討飯生意”。它為什么有如此倔強的生命力，以致在階級斗爭為綱的集體化年代，亦從不窒息，恰似那涓涓細流，一直流淌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呢
　　這是因為，它有利于農業(yè)增產。莊稼一枝花，全靠肥當家。這在“大躍進”以后嚴重缺肥的三年困難時期，表現得尤為突出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土質瘠簿的義烏縣，在金華地區(qū)內，于1963年第一個實現糧食畝產跨《綱要》（800斤），于1970年第一個實現畝產超千斤。究其原因，義烏享受生豬獎售化肥的政策，有著重要的作用；同時，敲糖換雞毛的貨郎擔，提供了大量有機質的秧根肥源，功不可沒。文革前夕，省委調義烏縣委書記趙仲一去金華縣擔任縣委書記，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向他交待的任務就是，推廣義烏經驗，在金華實現800斤。文革以后，趙仲一擔任書記的金華地委召開農業(yè)電話會議，向全區(qū)各縣推廣義烏“和毛”塞秧根的經驗，主講人就是曾任義烏縣委副書記的地委副書記片寶森。義烏的糧食增產，與鼓糖換雞毛的行商活動，是密不可分的。
　　這是因為，它有利于集體經濟的壯大。盛行“和毛”塞秧根的生產隊，每年都要向農戶分配交毛任務。我采訪過的廿三里一戶農家，每年交毛的任務是80斤。生產隊按交毛量記工分，參加年終分紅，既有分值，又有勞動糧。完不成任務的，要扣罰工分。因故未出門敲糖的農戶，往往要向毛源多的農戶通融拆借，以完成自己應上交的任務。這樣，生產隊的秧根肥源，就有了制度的保證。貨郎擔的個體經營，也因此納入了集體經濟的軌道。敲糖人挑貨郎擔出門，每年有三個時段：一是春耕插秧以后，至夏收夏種以前；二是晚稻封耙上岸以后，至秋收冬種以前；三是農歷12月15日以后，至次年元宵節(jié)前后。這全是農閑時節(jié)，勞力外出對集體生產沒有影響，反而為生產隊增積了肥源。
　　這是因為，它有利于利廢手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增加社會財富。廿三里社辦羽毛加工廠，收購農民完成交隊任務以后余下的雞毛，揀出其中的好毛制作雞毛撣帚，供應外地的日用品公司。全廠年產值40多萬元，廠長是人們尊敬的軍屬模范虞小玉。公社利用廠中的積累，修了引水渠，建了大會堂。平疇、下駱宅等地，也相繼出現了隊辦羽毛加工廠。敲糖人還將廢鐵賣給鑄造作坊加工鐵鍋，將碎銅賣給永康人熔制銅杓，將舊棕衣賣給義西人紡棕線織棕棚，將破布賣給家庭婦女納制布鞋，使廢品得到充分利用，創(chuàng)造新的價值。
　　這是因為，它為醫(yī)藥部門提供了寶貴的藥材，用以治病救人。敲糖人收集和出售的廢品，有的在醫(yī)藥上有特殊的功能。龜甲，養(yǎng)血補心，益腎強骨；鱉殼，滋陰清熱，潛陽熄風；雞內金，消積食，止遺尿，化結石。這些藥材，有多少，醫(yī)藥公司就收購多少。金華地區(qū)其它縣市收購的雞內金，每年只有幾斤、幾十斤，而義烏醫(yī)藥公司收購和上交的卻有幾擔、幾十擔，收購量居全國首位。有的名中醫(yī)在開方以后對病人說，藥中有義烏人提供的雞內金，質量可靠。
　　這是因為，它為出口創(chuàng)匯提供了富有特色的商品資源。敲糖人或羽毛加工廠，從雜亂的雞毛堆中，揀出鮮艷奪目的公雞“三把毛”，出售給求貨若渴的國營土特產公司，成為義烏出口創(chuàng)匯的傳統商品。美歐等發(fā)達國家的企業(yè)，將“三把毛”裝綴在高貴的禮帽上，賣價倍增。義烏土特產公司的負責人，年年都為敲糖換雞毛的合法性，及其對出口創(chuàng)匯的作用大聲疾呼，很少有人阻止他的宣傳。
　　這是因為，它有利于群眾的生活安排。農民從集體經濟中分配到的收入不多，生活困苦。他們將多余的雞毛賣給羽毛加工廠和自發(fā)形成的雞毛市場，將揀出的公雞“三把毛”和各種廢品，分別賣給有關公司和作坊，從中得到一筆額外的收入。同時，在行商的過程中，附帶進行紐扣、針線等小百貨的買賣，也可賺到一點小錢。這些在集體經濟以外得到的收入，解決了大部份農戶油鹽醬醋和小孩上學的問題，也有的利用行商的積累建起了住房。
　　還因為它的活動，并不影響社會的治安。所謂舊社會中的“敲糖幫”，本來就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。鎮(zhèn)反運動中取締反動道會門以后，誰也不愿意與“幫”字有牽連。因此，義烏人出門敲糖換雞毛，全是個體行為，并無拉幫結派，不會在外地形成一股勢力。他們各有各的商路，各有各的棲身東家，未聞有在外地鬧事打群架的現象產生。江西贛南廣場，塑有義烏老農為贛南伢童提供糖塊的雕像，生動反映了義贛人民和諧相處的景況。
　　因此，義烏人敲糖換雞毛的活動，得到了政府的認可、支持和提倡�？h委和縣府一直把“和毛”塞秧根看成是稻谷增產的重要措施，對外出換雞毛采取開放的態(tài)度。浙江省商業(yè)廳和財政廳，于1961年就下達了《關于支持公社、生產隊集體換取雞毛等雜肥問題的聯合通知》。緊接著，本縣的對口部門立即發(fā)出了《關于安排生產隊利用農閑季節(jié)集體外出以小百貨換取雞毛雜肥的通知》，而且發(fā)放了臨時許可證和購物簿，憑薄可向百貨公司或供銷社批購供換雞毛的小百貨。至于生產隊發(fā)出的副業(yè)許可證，那就更加難以數計了。這里需要說明的是，所謂“集體外出”，并不是集體行動，而是個體行為要通過交毛記工分，與集體經濟掛勾，對生產隊作出貢獻。
　　由此可見，農民敲糖換雞毛的作用及其合法性，在農業(yè)集體化時期亦毋庸置疑。這是義烏商史得以傳承、不致間斷的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。但也必須看到，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，特別是在“大躍進”的日子里，敲糖換雞毛的活動也曾受到制約。為了集中力量建水庫，為了湊足人數搞運動，不少農閑季節(jié)禁止勞力外流，貨郎擔挑不出去。對那些“不聽話”的外出者，就采取批斗等強制性的措施，斗一儆百，馴服群眾。不過，水庫歇工或運動高潮過后，貨郎擔又成群結隊地出門了。
　　農業(yè)集體化時期，義烏農民敲糖換雞毛的商業(yè)活動，就象一股涓涓的細流，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靜靜地流淌，綿延不絕。它一直流到改革開放的年代，終于匯成波濤寬闊的洪流，在義烏這個不起眼的小城，出現了浩翰的、萬商云集的小商品海洋。
　　三、三中全會以后，特別是包產到戶以后出現的寬松環(huán)境
　　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，宣布放棄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，要求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�？h府隨即撤銷了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，外出做生意的農民明顯增多。1981年，根據金華地委書記厲德馨的統一部署，義烏農村全面實施了包產到戶的重大變革。廣大農民擺脫了“一大二公”組織的束縛，頓覺自由的難能可貴，大膽地從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種副業(yè)。義北農民大辦服裝廠，引來各路客商的競相采購，嶄露頭角的大陳襯衫擠進了大城市的商場。義東農民更多地挑貨郎擔出遠門，不但用糖換雞毛，而且將鞋帽、圍巾、玩具、鏡框和化妝品等價值高于針線的日用百貨，運銷到沒有商業(yè)網點的偏僻地區(qū)，大受當地群眾的歡迎。義南農民從事皮件加工，新手套、新皮包層出不窮。義西農民重拾穿棕彈棉花的營生，穿村走巷，服務于民。山區(qū)的農民利用就近的薪柴制作豆腐皮，暢銷于大城市的菜市場。產糖區(qū)的農民，用自產的糖蔗到機制糖廠換取批量的白砂糖，帶著技工，運到北方青棗產區(qū)，就地切棗烘棗，加工金絲蜜棗，結束了北方青棗只曬紅棗黑棗的歷史，使青棗的產值大增，實現了南北技術大交流。當時的經濟領域，真可謂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多種經營，萬紫千紅。在那空前自由的日子里，農民走南闖北，長途經商，雇工辦廠，不必上級的“允許”，也不愁割“尾巴”的利劍逞兇。其心情之舒暢，言談之興奮，在我偶然的一次接訪中可見一斑。
　　這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，一位穿著整潔的青年農民走進縣委辦公室，語聲和善地對我說：“邵主任，我要求你平反�！�
　　時任辦公室副主任的我，不解地問：“你有什么案子要平反？”
　　“1977年在全縣批判資本主義的大會上，我被迫坦白交待了做生意的問題。發(fā)言稿是經過你修改的�！�
　　“喔，修改發(fā)言稿是我們辦公室的經常工作。我與你素不相識，不是我強迫你上臺坦白的呀。不過，那年批判資本主義是錯誤的，應該向你道歉。大會以后，有沒有受過處分？”
　　“沒有。坦白從寬了�！�
　　“沒有處分，不成案子，無反可平呀。”
　　“我不一定要求平反。我是想向你們當干部的說明，如能同現在一樣可以自由地做生意，當年我就不必上大會坦白了�，F在黨的政策真好。”他笑容綻開，喜氣洋洋。
　　我說：“同年弟，看你高興的樣子，想必是做生意發(fā)財了�！�
　　他不置可否，說了一聲“謝謝邵主任”，笑咪咪地離開辦公室，輕盈地走出縣委大門。這就是三中全會以后，特別是包產到戶以后，農民如釋重負，經商發(fā)財的喜悅心情。
　　成群的義東農民，歡快地挑著貨郎擔出行，對用以換毛和貿易的小百貨，產生了更大的需求，于是，義烏第一個小百貨市場，在東鄉(xiāng)的廿三里應運而生。場址首先設在公路邊的一個曬場里，后來又搭建了專業(yè)市場。有貨源的農民，放下貨郎擔，在市場里從事小百貨批發(fā)經營。義東區(qū)工商所和稅務所入場進行管理，并按章收取管理費和稅款，是政府對市場的正式認可。有關部門在金融、運輸、郵電等方面，對市場進行配套服務。到市場進貨的客商，主要是換雞毛的貨郎擔，也有包括來自貴州、湖北漢正街的外地采購商。這個市場有場地，有買賣，有管理，有服務。它的興起和開放，是實實在在的；用義烏方言來講，是“真箍抽”的，“十八力”的。當時義東區(qū)委的前后任書記是呂聲白、吳金泉，擔任過區(qū)委副書記韋純龍、張其輝、余鳳林、王時龍、陳建文。其中王時龍和金鳳林還兼任過廿三里鄉(xiāng)黨委書記，具體經辦人有工商干部駱中憲、稅務干部葉漢云等。他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，但從未吹噓自己是第一代市場的創(chuàng)始人，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，人民群眾才是創(chuàng)造歷史的主人。
　　在寬松的經濟環(huán)境里，長途運銷的批發(fā)貿易迅速繁榮起來。廿三里市場不夠用了，生意人迅速向交通便捷的、城陽區(qū)所屬的稠城鎮(zhèn)轉移。北門街（還有縣前街、朱店街的部份地段）攤頭遍布，人頭擁擠�？h府成立稠城鎮(zhèn)市場整頓領導小組，將與朱店街并行的城中河，蓋上水泥板，把市場轉移和集中到湖清門地段上來。在市場發(fā)展史中，湖清門市場的建立，是一個階段性的進步。雖然它還沒有脫離“草帽”市場、馬路市場的原始狀態(tài)，但是它有了相對固定的攤位，有了初步的“三證”管理，有了較好的經營秩序。在整頓和建設市場的過程中稠城鎮(zhèn)委書記楊守信、縣工商局副局長葉榮貴、城陽區(qū)工商所長孫章寶工作積極負責，立下汗馬功勞。
　　文革以后至今，在義烏的商史上出現過八個小商品市場。其順序是：廿三里、北門街、湖清門、新馬路、城中路、篁園路、賓王路和福田（國際商貿城）市場。不知那一篇文章開始，把1982年9月開張的湖清門市場，定格為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，謬誤由此而生。解說歷史的對比手法，把湖清門開市以前的義烏城，描繪得不準群眾經商，割“尾巴”的黑風盛行，生意人不得不跑進縣委大院，要求開放市場。同時，虛構的“四個允許”（允許農民經商，允許農民長途販運，允許開放城鄉(xiāng)市場，允許多渠道開展競爭）應運而生，廣為引用；將有的領導干部，吹捧為寧愿丟烏紗帽也要“開放”市場的“豐碑”。而又有的干部不服氣，聲稱義烏第一代市場，是自己冒著可能要坐牢的風險，毅然決定“開放”的。對第一代市場開放的敘述，奇談迭出，一片混沌。
　　社會主義建設時期，全國歷史的轉折點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，義烏經濟形勢的轉折點是農業(yè)包產到戶。無視廿三里和稠城北門街市場早巳開放并興旺的事實，把湖清門市場定格為義烏第一代市場，看成是經濟發(fā)展史上的分水嶺，這是對包產到戶以后出現的寬松環(huán)境體會不深，也是對三中全會重大意義認識不足的表現。重溫當年的形勢，回歸歷史的真實，應該承認廿三里、北門街市場與湖清門市場的同等地位，取銷義烏市場一至四代的提法，如同賓王、福田市場不稱為第五、第六代市場那樣。這對于統一思想認識，消除商史中個別的不實之詞，避免圍繞“誰是第一代市場創(chuàng)始人”的問題糾纏不休，有著現實的作用。
　　廿三里雞毛市場
　　從全面實施包產到戶，直至湖清門開市這整整一年的時間中，義烏的經濟環(huán)境是寬松的，還是緊張的？當時的工商干部，是在進行必要的市場管理（如走私貨、偽劣品不能上市），還是在市場中全面禁止做生意？那些看到干部逃來逃去的生意人，是逃避管理和稅收，還是逃避割“尾巴”？離三中會會已近四周年，支持農民經商的干部，是否還存在丟烏紗帽和可能坐牢的風險？通過回憶，弄清這些事實，有利于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。
　　四、“一大優(yōu)勢”之說在義烏商史中的地位
　　謝高華同志于1982年4月下旬調任義烏縣委書記。初來乍到的幾個月，他憑著豐富的工作經驗，集中抓了計劃生育、制止破壞山林、處理違章建房和解決學校危房這四項工作，十分忙碌，成績顯著。計劃生育工作，以結扎為主，震動很大，上訪人員很多。我受派去省農委匯報具體情況，得到上級的諒解和支持。解決學校危房的成效受到省教委的重視，要求義烏縣委在全省教育工作會議上作介紹，發(fā)言稿是我和教育局吳亦虎副局長去省起草的。整年都在縣委辦公室的我，接觸的事情很多，但未聞有針對市場的“四個允許”。
　　在開創(chuàng)工作新局面的基礎上，在地委書記厲馨的帶動下，謝高華帶領縣委一班人，對農村的“兩戶一體”（專業(yè)戶、重點戶和聯合體）開展廣泛調查。到了廿三里和稠城兩地，感受到小商品市場的繁榮和前景，驚呼這是“義烏的一大優(yōu)勢”。他在各種會議上講解一大優(yōu)勢，也向外來參觀者宣傳一大優(yōu)勢，我們縣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是多次聽到過的。1984年1月，我將一大優(yōu)勢寫進謝高華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的發(fā)言當中。其中說道：“在稠城鎮(zhèn)和廿三里出現了小商品市場”�！翱h委對小商品市場進行了調查研究，明確地指出：這兩個市場…是義烏發(fā)展商品生產的一大優(yōu)勢”。同時，又提出了“為小商品市場開綠燈”的主張�？梢赃@樣講，“一大優(yōu)勢”之說，是謝高華尊重群眾首創(chuàng)精神，繁榮義烏小商品市場最原始的，也是最起作用的論點，曾經被有的新聞報導所發(fā)掘，但是對它的研究和宣傳很少。
　　“一大優(yōu)勢”之說是比較而來的。謝高華將自己的家鄉(xiāng)衢縣與義烏作了對比：衢縣耕地多，水利好，產糧豐富，但經濟收入很少，農民相對貧困；而義烏擁有敲糖換雞毛的群體，以及與之相關的小商品市場，農民不但可以用換回的雞毛肥田，而且可在小商品買賣中大賺鈔票，生活比衢縣農民好過。聽了他的講話，有的同志還在行業(yè)之間進行對比：農村副業(yè)門路很多，但都有它的局限性和時效性。運白砂糖、帶技工到北方加工金絲蜜棗，效果很好。而當北方人學會切棗、烘棗的技術以后，義烏人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了。山區(qū)農民利用薪柴燒灶制作豆腐皮，收入也不錯。但是縣委為保護山林，下達了封山育林的文件以后，山農不能無度砍柴，豆腐皮的加工就受到很大制約。與制作蜜棗和豆腐皮不同，小百貨雖小，卻是人民生活必需品，家家都不能缺少。小百貨品種繁多，貨源廣泛，生意的空間大得無邊無際，到處都有買主，都可賺錢。小百貨買賣潛力無窮，是最有前途的一種行當。從對比中提煉出來的“一大優(yōu)勢”之說，很快為全縣各級干部所理解，并使其涵意得到充實。于是，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，成為全縣經濟工作的重要的指導思想。
　　“一大優(yōu)勢”之說，符合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，其前提是承認農民群眾的偉大創(chuàng)造�？h委書記下基層調查，發(fā)現和肯定了已經出現的小商品市場，通過對比品味出市場的優(yōu)勢所在，然后籌劃為優(yōu)勢大開綠燈的具體措施。這就是尊重群眾首創(chuàng)精神，因勢利導，有為而治，群策群力，繁榮經濟的正確道路，也是義烏發(fā)展經驗中的精華。在這條道路上，綠燈高照，車水馬龍，群眾推動領導，領導帶動群眾，朝著一個目標奮勇前進。那車輪滾滾，腳步聲聲，至今猶在耳際回響。
　　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，首先著眼于發(fā)展商品生產，向市場提供貨源，并從中增加農民的收入。當時，發(fā)現并支持、扶植小商品生產專業(yè)戶和小廠家的發(fā)展，成為縣委縣府的重要工作。謝高華以實際行動，沖破縣委文件中關于專業(yè)戶允許經過批準，雇請三至五名學徒和幫手的框子，帶領全縣區(qū)鄉(xiāng)黨委書記參觀學習福田瓶蓋廠的經驗。這個廠為農民趙章蘇所辦，雇工二、三十人，兩條生產線不間斷地運轉，產品供應省內外的瓶裝啤酒廠。這次參觀，對全縣的改革開放是有力的推動。同時，根據縣委領導的意圖，我們縣委辦公室組織力量，總結推廣基層涌現的先進經驗。記憶所及，有大陳陳云扁服裝廠、陳正鉞服裝廠、陳愛巧縫紉培訓班，蘇溪龍華尼龍袋專業(yè)村，廿三里如甫小塑料專業(yè)村，楊村朱明忠照相器材廠、徐村西陳糖果生產聯合體，九聯村三名姓龔農民創(chuàng)辦的電器廠和服裝廠，簡稱“三龔”辦廠。先進經驗的傳播，推動了方興未艾的辦廠熱潮，使小商品生產為主體的農村工業(yè)得到長足的發(fā)展。全縣農村工業(yè)的總產值，1981年是2717萬元，1982年是3238萬元，1983年是4667萬元，1984年是14983萬元，每年平均增長1．83倍。本來就已多種經營遍地開花的農村，更加顯得滿園春色，生機勃勃。在百花園中，小商品加工業(yè)，是最鮮艷的牡丹。
　　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，必然要加強市場建設，給小商品經營者擴大做生意的平臺。離開縣委的指導思想，在縣委縣府駐地私自決定遷建市場，這是不可思議的。1982年開市的湖清門市場，占地4200平方米，設有攤位700多個，其建設就是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的具體行動。1984年縣委縣府決定新建新馬路市場，占地13480平方米，設攤位1800個，于當年12月開張。其時，謝高華已于兩個月前調離義烏，但是不能否認的是，這也是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的重大舉措。經商平臺擴大，生意日趨興隆。市場的成交數額，1982年是392萬元，1983年是1444萬元，1984年是2321萬元，平均每年增長2．96倍。義烏小商品市場，這顆江南的燦爛明珠，正在閃閃發(fā)光。來自新疆的商人，把小商品銷往中亞各國。東方小城義烏成為重啟絲綢古道的起始點之一，市場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。
　　在市場實行定額征稅，是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的又一重大舉措。謝高華曾說，農村改革一馬當先，要把農村經驗推廣到城鎮(zhèn)工作中去。他又曾說，對市場和企業(yè)的稅收，要養(yǎng)雞生蛋，不能殺雞取蛋。有鑒于此，縣委同意并支持財稅部門，在小商品市場采用定額計征的制度。類似農業(yè)大包干，經商人除了上繳國家的（稅收），留足市場的（管理費和衛(wèi)生費），余下的利潤都是自己的。只是對超定額20%以上部份，到年終時斟量補繳稅款。這種辦法，隱性減稅，簡便易行，大受群眾歡迎。新華社浙江分社一名吳姓記者，將此情寫成內參上報總社�？偵鐚⑶鍢佑“l(fā)國家機關部門負責人參閱，震動了財政部領導，批示浙江省財政廳調查清楚。根據縣委領導的安排，我會同城陽區(qū)稅務所所長汪榮金接待了省廳調查人員。汪榮金匯報了一個礦燭攤位應稅營業(yè)額和納稅定額，實際營業(yè)額和按稅率計算的應繳稅款。通過對比，說明定額合理，公私兩便。不但群眾滿意，而且稅收任務也超額完成。我不懂稅務，向省廳調查人員反映了上海集貿市場，一名退休人員監(jiān)管九個攤位，還是管不住場外交易的傳說，說明在賬據不全的民間市場，無法實施按實計征。調查人員離去以后，謝高華仍然毫不動搖地堅持定額征稅，極大地受惠于民。經商者個個明白，沒有定額征稅，生意是不好做的。這正是義烏市場得以生存和發(fā)展的妙處所在。多年來，我和汪榮金怕惹是生非，關于應對省廳調查的事，一直閉口不言。如今，國家對一般納稅戶和小規(guī)模納稅戶的計征形式，分別作出了明確的規(guī)定；定額計征、隱性減稅的做法在全國市場普遍推開。看來，已是但說無妨的時候了。
　　調離義烏前的1984年10月5日，謝高華在全縣區(qū)鄉(xiāng)黨委書記會議上說，要發(fā)揮農民傳統經商的優(yōu)勢和交通優(yōu)勢，“興商建縣”，把商業(yè)搞活，加速我縣的經濟建設。次年2月，在沈祖?zhèn)惓�務副省長的指導下，縣委在文字上將“興商建縣，振興義烏”正式確定為戰(zhàn)略思想和指導方針，進一步開創(chuàng)經濟建設的新局面。這與謝高華的實踐和思路，一脈相承。
　　謝高華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的一系列舉措，創(chuàng)建了眾所周知的業(yè)績，在義烏商史上必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應該顧及的是，不能忘記前后任書記也做過大量工作。前任書記王明新，沖破重重阻力糾正了暴動假案，根據地委部署實施了包產到戶，對發(fā)放敲糖換雞毛許可證和廿三里、北門街兩市的興起和開放，也未加阻攔。這就為日后的進一步發(fā)展和繁榮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條件。后任書記趙仲光，承接前任的指導思想，正式制定了“興商建縣”的方針，開張了新馬路市場，決策并建成了占地44000多平方米的城中路市場，使市場年成交額首先突破億元大關。這一些，在義烏的歷史中應該有所表述。
　　對義烏發(fā)展經驗的研究，如能從“四個允許”的誤區(qū)中跳出來，循著為一大優(yōu)勢開綠燈的路子走去，人們將會豁然開朗，既看到群眾的偉大創(chuàng)造，又可對領導干部作出正確的評價。
　　五、市場建設中的一段插曲
　　1989年春夏之交，北京出現了一場政治風波。影響所及，6日7日義烏市場出現過一股擠兌風，一個上午從銀行提款5130萬元。在包產到戶和小商品貿易中已經得到充分自由的義烏農民，并不向往西方式的民主。當局勢穩(wěn)定以后，他們就把擠兌的款子存回銀行。政治風波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很微弱的。但在風波過后，報刊上對民主化——市場化——私有化開展批判，卻對領導層產生了較大的沖擊。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經營主體，全是私有的個體戶。這種市場該不該大踏步的發(fā)展呢？這個本無懸念的問題，當時卻成了問題。
　　城中路市場生意興隆，擁擠不堪。市工商局在市場西邊的大街上，建起了一個涵蓋整個街面的綠色玻璃鋼大蓬，新入場者悉數安排到大蓬底下經營，形成了一個新的馬路市場。車輛不能通行，市容嚴重扭曲。市府打算就近新建較高檔次的篁園路市場，但是要不要把建場報告送上去，老是猶豫不決。據工商局同志說，一名省級領導干部來義烏市場視察，電視臺按慣例跟進拍攝。這位領導立即阻止說，不要拍電視，不要拍電視。又據說，一名地級領導干部對義烏市委領導說，義烏市場可以存在，但不要再擴大了。這種現象說明，報刊上對私有化的批判，已在領導層中形成了一種新的、阻礙思想解放的精神枷鎖。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對要不要新建篁園路市場的問題，市委要求市人大常委會首先進行調查論證。市人大調查組，由主任姜補根帶隊進場。具體工作，由我和駱華營去做。我時任市人大黨組成員、辦公室主任，駱是財工委副主任。我們開展了廣泛的走訪活動。一些老經營戶主動反映：市場好象一桶飯，場內的人分分吃，剛剛吃飽。再建新市場，有的人就吃不飽了。也有的老商業(yè)干部對我說：市場要保持一定的緊張度，才能持續(xù)興旺，這是一種領導藝術。通過深入的調查和座談，我們發(fā)現，不論場內還是場外，不論是干部還是群眾，對建設新市場的要求都十分迫切；幾經復談，那些不主張擴大市場的老經營戶也改弦易轍。急需建場，理由如次：
　　一是攤位供不應求　城中路市場設有攤位4098個，而營業(yè)執(zhí)照發(fā)了10353份，欠數很大。市場在通道上、在放自行車的場地上加攤，與老攤合計共安排了8500個攤主。尚欠1800多個攤位，全體擠在西邊的大蓬底下。盡管如此，四面八方來要攤位的人仍然很多，市場工商所天天門庭若市。義西南的農民還處在貧困之中，要求有個攤位，經商脫貧，完全是合情合理的。
　　二是市場檔次不高　城中路市場是半露天式的。攤上的貨樣和業(yè)主的座位有篷蓋遮欄，顧客卻在露天的通道上選購和行走，任憑日曬雨淋。而當風云突變，大雨傾盆之時，顧客們不得不逃躲到場外大蓬和民房里。顧客是上帝，怎么對得起他們。相比之下，場東前大路專業(yè)街，門店室內經營，生意比攤位上好做，而且穩(wěn)定。
　　三是生意潛力很大　部份義烏人到長春經商，很快以價廉物美的義烏貨，包欖了當地的服裝市場。他們每次回鄉(xiāng)進貨，義烏就有不少服裝被購一空，缺貨斷檔情況嚴重。這說明，義烏市場的潛力很大，各路商人都會帶回大量商機。有的老經營戶向調查組建議，市場要擴大，最好單設一個服裝市場。
　　四是市容急需改觀　場西的大街，原是聯結城中路和稠州路的整潔街道，老是被臨時市場的大蓬遮攔，象什么樣子。這顆江南的燦爛明珠，怎能閃出熠熠光輝。
　　市委、市人大、市府、市政協和市紀委五套領導班子召開聯席會議。滿載調查所得的素材，我代表人大調查組，在會上作了詳盡的、長時間的匯報。匯報中表達的群眾心聲，與領導班子成員的看法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。大家一致認為，新建較高檔次的篁園路市場，是繁榮義烏經濟的實際需要，是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。申請建場的報告，應趕快報省審批。會后，市府報告由工商局徐至昌急送省府沈省長。曾經在六年前為義烏正式確定興商建縣方針的他，很快就批準了這個報告。緊接著，馬不停蹄地設計、備料和施工，一個框架結構的、多層次的、商位在室內的篁園路市場第一期工程，于1991年建成，可安排商位7100多個。就近的城中路市場還可繼續(xù)使用�！靶∩唐肥澜纭钡恼信�，閃爍在篁園路邊，義烏江畔。附屬的12層的商城賓館隆重開張，在此榮幸地舉行了全國市長會議第二屆年會。小小的義烏，光耀門庭，異彩紛呈。
　　過了不久，鄧小平發(fā)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，解答了政治風波以后出現的主要問題。他明確地指出，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。中國要警惕右，但主要防止左。從此，包括市領導層在內的各階層人士，從左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，大踏步地投入“三個有利于”的經濟建設。義烏的市場建設，進入了一個快速發(fā)展的新階段。
　　市工商局長周關福對人大頗為尊重和贊賞。他對我們說，上報新建篁園路市場的報告，人大起到關鍵作用。今后報導市場建設的經歷，一定要把駱華營和邵維一的名字寫上去。不久《義烏日報》的文章中，果然出現了姜補根和我們兩個調查人員的名字。
　　以上五個具體問題羅列的情況和看法，僅是個人的見解。有的屬于一家之言，請有關方予以包容。涉及史實的是與否，盼能查證，以求認識的統一。那種離開史實搞輿論定位的做法，只會弄巧成拙，愈益被動。（邵維一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8年12月17日